“剃髮易服”和“裹足”在明清鼎革之際的不同境況，是歷史學和社會心理學都應當深入研究的複雜問題。

如顧誠先生所言，其實1645年清廷如果繼續採取以“撫”為主的態度，是有可能在李自成和明安宗相繼覆亡後以較小代價統一中國的，甚至能夠做到“傳檄而定”。“撫”，意味著減少屠戮，更意味著不強制推行剃髮易服。

在此我們可以回顧北朝、遼、金、元的歷史，以及中唐之後吐蕃佔領河湟之後漢人的髮型-服裝的演變，其中尤以北朝鮮卑人和漢人之間的變換為典型。髮型-服裝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單獨無故變易。魏孝文帝“變夷為夏”，北齊高氏“變夏為夷”，都伴隨著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遷。而清滅順、明，僅僅是族姓鼎革。多爾袞沒有吸取初入北京時“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的經驗，強行剃髮易服，甚至“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因此導致漢人長達十餘年的激烈反抗，兵災遍地。更為嚴重的是，“剃髮易服”從此成為滿漢民族之間永遠無法癒合的創痍，甚至在滿清定鼎兩百五十餘年之後仍然出現在革命黨人的民族仇恨敘述中，從根本上摧毀了其統治。其實，如果清廷的規定更改為科舉入仕之人必須剃髮易服，對普通民眾不予強求更不加以屠戮，天長日久，可能真的會如同顧誠先生所言“仿效者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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