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僅是中國，西方國家的教士們對《聖經》的爭論也是差不多的過程，大家引經據典，都是噴口水，沒有實證。最後吵得實在不可開交了，於是由羅馬皇帝來裁決到底該聽誰的，這也就是著名的“尼西亞聖公會議”，產生了著名的《尼西亞信經》，其最重要的信條就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理論的確立，凡是不和這一條規矩的即為“異端。”

可以說，在近代實證主義產生之前，“皓首窮經”的研究那幾本“古書”實在就是知識分子們唯一可以用來研究歷史的方法了。

在中國，這種研究方法被劃分為三元結構，也就是“考據、義理、辭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據。特別是宋代以來，考據成為每個國學大師的拿手好戲。直到近代，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等學者也都是個中能手。

但是這種研究方法看似“奼紫嫣紅開遍”，其實歸結起來，不外乎對著古書和傳世文獻翻來覆去的看，看了以後琢磨，琢磨煩了再看，看煩了再琢磨……。在這個封閉的自我迴圈中，中國知識分子就這樣走過了兩千多年。兩千多年來，學者們唯一在做的事情，不過是將文獻上的文字顛來倒去的折騰而已，而且越到後來，對於文獻（特別是儒家經典）的迷信就越嚴重，明代以後以八股取士，對經典的死記硬背更是登峰造極，不容許半點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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