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19世紀後期並不是一個充滿勝利和文化自信的時代，而“世紀末”（fin de siècle）一詞為人所熟悉的含義，更是相當引人誤解的“頹廢”。19世紀8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許多已成名的藝術家和渴望成為藝術家的人（我在此想起年輕時的托馬斯·曼），均以“頹廢”為傲。普遍的情形是：“高雅”藝術在社會中顯得侷促不安。不知何故，長久以來被視為與人類心靈同步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在文化領域所顯現的歷史程序卻與預期的不一樣。德國知識界第一位偉大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格維努斯（Gervinus）在1848年前宣稱：德國政治事務的安排，是德國文學另一次繁榮發展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9] 在新德國真正成立以後，文學史教科書滿懷信心地預測這個黃金時代即將來臨。但是，到了19世紀末，這種樂觀的預測轉變成對古典傳統的讚頌，以及對當代作品的批駁，認為它是令人失望或不可取的。對於比好為人師的一般腐儒更偉大的人物來說，“1888年的德國精神代表了1788年德國精神的退化”（尼采語）一事，似乎已顯而易見。文化似乎是庸才的一種鬥爭，藉以使自己變得堅強，以對抗暴民和怪人（兩者大致連為一體）的支配。[10] 在革命年代的今古之爭中，今人顯然獲得勝利；可是如今，古人（不只限於古典時代）又再一次掌握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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