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向來無所謂分科的，一般儒者都是以萬能博士自命，他們常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所以那些學者的全集裡面，也有詩詞歌賦的文學作品，也有評論史事的論文，也有代聖賢立言的經書註疏，可說對整個學術範圍內的各方面都有所貢獻。但就個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淺深說，本來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學人仍然只能以一種專長著名，如朱熹以理學著名，李白以詩著名，人們決不會指朱熹為詩人，指李白為理學家。所以事實上，國學仍然是分了部門的。

曾國藩把學術分成“義理”（即性理之學或理學）、“考據”（即考證學）、“詞章”三大部門（戴東原亦曾如是分類），他寫給他弟弟的信說：“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譭。兄之私意，以為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為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在這個指導讀書方法的信中，我們看到他們怎樣說明三大部門的學術，怎樣主張選科，並且指出在義理一門之下，還可以按照經書的種類及史書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過三大部門的研究物件，都是經史，整個學術範圍，非常狹小。諸子百家，只當作參考書，全部學術集中在儒家一派的範圍以內。三大部門的重要性，是義理第一，詞章第二，考據最末了，他的話完全是宋明以來儒家正統派的傳統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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