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實證的學術，分科繁而派別少，尚玄思的學術則相反。國學以古書為物件，文字艱深古奧，又不免有遺漏和錯誤，後世的人無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來質疑，就只好憑自己的意思來解釋，因解釋的不同，而派別便產生了。以前說的“義理”、“考據”、“詞章”的三種學術，雖然是三個部門，但同時也是三個派別，因為學者所採取的道路不同，對於同一古書的解釋會得到相異的結果。所以曾國藩說他們“各執一途，互相詆譭”。

在考據學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謂桐城派詞章之學也抬頭起來。桐城派文人以“載道之文”相標榜而譏誚考據學的支離破碎，無補於聖道。考據學者則譏誚桐城派文章沒有內容，根本無所謂“道”。考據學者批評義理之學的空疏，可是義理學派也譏誚他們的破碎支離。這幾派之中，考據派在學術界雖然稱霸，但清政府所獎勵的卻以義理之學為主。

義理學派即所謂宋明道學，因其解釋經書遇著難解之處，不去找許多古書參證，考查原來的意義，只是“望文生義”，照字面去講，所以人們說它空疏。其實這個學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義，不是完全不注意古書的遺漏錯誤，我們一看《四書》的朱注便知。這個學派的特點，是在於借孔孟的話來宣傳自己的學說，朱熹（晦庵）的四書注，就是宣傳他的理氣二元論。陸九淵（象山）更公然說“六經皆我註腳”。的確，他們表面上是註解經書，實際上是拿經書註解自己。可是朱熹還不敢公然這樣講，他的意思只是說，按之人情物理，孔孟的這些話應當這樣解才對。朱氏是主張“格物致知”的，這就是從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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