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以周秦諸子時代最為發達，當時諸子百家，各有專長，不相剿襲。自漢朝表彰六經，儒家定於一尊，諸子之學衰落，而經學成為唯一的學術。兩千年來，除解釋經書外無學問。但到了清代，似乎從解經之中有開闢一條新路的趨勢。

過去漢儒解經，注重字句的解釋和制度的考證，但宋儒反對漢儒的方法，主張依經義而修養心性。清初學者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諸儒無補時艱，於是起而批評宋明心性之學的流弊，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然而他們所謂實學，仍然以通經致用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當世之務的顧亭林，也不敢稍為懈怠他的經學研究，並由經學而奠立了清代考證學的初基。顏習齋（元）、李恕谷（塨）繼起，提倡實踐，反對空言，無論性理考據，都在排擊之列，但由於他們要實行三代政治，最後也不得不歸於考古。其後戴東原（震）出來，一方面以新理學姿態批評宋明思想，一方面繼承顧亭林的考證學而加以發展。同時惠定宇（棟）亦標榜漢學。惠、戴以後，繼起有人，考證學派於是佔了學術界的支配地位。

但正統的考證學派繼承東漢經師為學而學的精神，埋頭研究，不談現實政治，到道光、咸豐以後，內憂外患交逼而來，不容許士大夫脫離現實，於是正統漢學又逐漸衰落了。代之而興的於是有繼承西漢學者經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學派。公羊學派中的康（有為）、梁（啟超），最後亦不嚴格地遵守西漢經說，而直接以己意解釋孔孟，以作維新運動的根據，清代思想如再進一步，就有解脫孔孟束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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