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如果他執意要殺柳雄，誰也攔不住，因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問題是，這麼做雖然足以體現帝王的權威，但無疑會大大損害法律的權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壞，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無從談起。

思慮及此，李世民立刻轉怒為喜，當著群臣的面對戴胄大加褒揚，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貞觀政要》卷五）

這是貞觀時期一個比較著名的事件，同時也是中國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義的一個案例。因為它凸顯了皇權與法權的衝突，並且以皇權的妥協告終，最後使得法律的尊嚴得到了維護。在這件事情上，李世民體現出了一個古代君主難能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對法律的尊重，以及對司法獨立的尊重。這在中國幾千年的人治社會中實屬罕見。

“柳雄事件”之後，史稱“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泉湧；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貞觀時代吏治清明、執法公正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可要說“天下無冤獄”，則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但是不管怎麼說，當一個王朝擁有像戴胄這種剛直不阿、執法如山的法官，並且擁有像李世民這種善於妥協、尊重法律的皇帝時，我們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貞觀時代即便不是歷史上最少冤獄的時期，起碼也是最少冤獄的時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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