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秦點出的事實，具有濃烈的嘲諷意味：“……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國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趙為蔽於南也！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所以不犯難也……秦之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計無過於此者！”蘇秦所諷刺的這種“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國式的政治迂闊症。這種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狀便是沒有清醒的利益判斷，時時事事被一種大而無當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經常地搖擺不定。歷史的事實是，雖然燕文公這次被點醒，但其後不久，燕國立即退出合縱而與秦國連橫，重新回到“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闊老路上去了。再後來的燕國邦交，更是以反覆無常而為天下公認，獲得了“燕雖弱小，而善附大國”的口碑。也就是說，燕國邦交的常態，是選擇依附大國而不斷搖擺。春秋時期，這種搖擺主要表現在附齊還是附晉。戰國時期，燕國的搖擺則主要表現於對遙遠的大國(楚國秦國)時敵時友，而對兩個歷史淵源深厚的鄰國(齊國趙國)則刻意為敵。乍看之下，這種邦交貌似後來秦國奉行的極其有效的遠交近攻戰略，似乎是英明的強國邦交戰略。但是，可惜燕國不是強國，更不是要自覺統一天下的強國。燕國的遠依附而近為敵，更實際的原因在於迂闊的王道精神，在於老牌王族諸侯的貴胄情結——齊國趙國是新地主國家，與我姬姓天子後裔不能同日而語！這種對實際利害缺乏權衡而對強大鄰國的“身世”念茲在茲的國家嫉妒，導致了燕國邦交的長期迂腐，也導致了幾次行將滅亡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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