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視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國，而是周王室的“陝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燕國而垂範天下。可以說，周公是周室王道禮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則是周室王道禮治的實際推行者。從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實際影響力在當時無疑是大於周公的。

我們的問題是，召公的王道禮治精神，對燕國構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無論是魯國還是燕國，其在初期階段的治國精神，無疑都忠實而自覺地遵奉著周公、召公這兩位巨擘人物的導向。兩位巨擘人物在世時，魯國燕國的治道完全必然隨時稟報兩公，待其具體指令而執行。兩公皆以垂範天下自命，自然會經常地發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經以嚴厲手段懲罰過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國君。作為秉承其父爵位的長子，始任國君的忠誠於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國的特殊性更在於，召公活了將近兩百歲，召公在世之時，周室已經歷經四代，燕國也完全可能已經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這幾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於或者願意背離召公這個強勢人物的王道禮治法則。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過了燕國四代國君，也是驚人地長了，長到足以奠定穩定而不容變更的政治傳統了。

這裡，恰恰有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史料現象：燕國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國君，都沒有明確的傳承記載。為什麼？唐代司馬隱在《史記·索隱》中解釋，說這是“並國史先失也”。意思是說，國史失載，造成了如此缺環。可是，我們的問題是，燕國史為什麼失載？魯國史為什麼就沒有失載？客觀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兩方面：其一，燕國在召公在世的幾代之中，都忠實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國無大事風平浪靜，以至於沒有什麼大事作為史蹟流傳。於是，其國史史料，也就不能吸引士子學人在大爭之世去搶救發掘了。這一點，燕國不同於魯國。魯國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學者的關注。燕國無事，自然會被歷史遺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帶有周、召二公的風格特徵。周公顯然具有比較強的檔案意識，譬如，曾經將自己為周武王祈禱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為某種證據，後來果然起到了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而召公卻更注重處置實際政務，不那麼重視言論行為的記載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間長期轉悠的口碑，就比周公響亮得多。如此這般，兩國的史官傳統，很可能也會有著重大差異。相沿成習，終於在歲月流逝中體現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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