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乘馬篇》說：“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可見商業和人民的關係，已密接而不可分離了。古代的大商人，國家管理之頗嚴，《管子·揆度篇》說：“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也是如此。這是規定設市的地點的。《禮記·王制》列舉許多不粥於市的東西。

如（一）圭璧金璋，（二）命服命車，（三）宗廟之器，（四）犧牲，（五）錦文珠玉成器，是所以維持等級制度的。（六）奸色亂正色，（七）衣服飲食，是所以矯正人民的生活軌範的。（八）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廣狹不中量，（九）五穀不時，（十）果實未熟，（十一）木不中伐，（十二）禽獸魚鱉不中殺，是所以維持社會的經濟制度，並保障消費人的利益的。

總之，商人的交易，受著干涉的地方很多。《周官》司市以下各官，則是所以維持市面上的秩序的。

我們可想見，在封建制度之下，商人並不十分自由。

封建政體破壞了，此等規則，雖然不能維持，但市總還有一定的區域。像現在通衢僻巷，到處可以自由設肆的事，是沒有的。北魏胡靈後時，稅入市者人一錢，即其明證。

《唐書·百官志》說：“市皆建標築土為候。凡市日，擊鼓三百以會眾，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則市之聚集，仍有定期，更無論非市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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