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莊子是不是一個泛神論者，只要我們不抱偏見地看，應該相信他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雖然他的原則和我們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畢竟一點不像魯迅在短劇《起死》裡所譏諷的那個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學家。ii的確，他對世俗所謂的正邪善惡很沒原則，卻對做官還是不做官太有原則。或許他太厭惡這個世界了，所以只想遠遠地和它保持距離，做一個冷眼旁觀者，絕不讓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作風，顏世安先生找到了為莊子的“學術汙點”做洗刷的機會：“莊子生平窮困，卻清高孤傲，拒絕與官府往來，這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長期安於貧困，做起來並不容易。莊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現成飯，這說明他性格中有某種很認真的東西，說明他是迂直而不肯靈活權變的人。為什麼我們重視莊子這種性格呢？因為《莊子》一書（尤其內篇）恰恰提倡一種凡事不要認真，無可無不可的遊世主張。按這種主張，人生在世沒有什麼應該特別堅守的原則，別人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莊子評傳》，p16-17）

如此知人論世地看問題，我們更加可以領會到《莊子》之所以被稱為亂世之書、過激之言的理由。遺憾的是，這只是一種善意的推測罷了，因為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和思想主張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當這種反差出現的時候，實際生活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這實在難說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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