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戰國結束了，莊子早就死了，時代也早就變了，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王先謙的那個問題，並且不妨再追問一下：如果莊子生在一個好時候，他還會那麼說話麼？或者，哪怕他只是生活在一個還能夠分得清楚是非善惡的年月，他還會那麼說話麼？——我們不妨比照一下諸葛亮和林則徐的兩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時候諸葛亮躬耕於南陽，社會環境恰恰與莊子相近，這心態（至少在字面上）也恰恰是莊子式的；後者則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時候的林則徐倒和朱熹有幾分相近呢。

所以說我們理解《莊子》首先要把他放回他的時代（這難道不是常識麼），還要把他放回他眼中的那個時代，否則的話，如果非要以心靈雞湯的原則統攝一切，《莊子》裡邊大段大段這類的內容就只能要麼被曲解，要麼被無視——人生導師們恰恰是這麼做的，他們擅長秀出一副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的神色，融化我們那一顆顆或許並不比他們更加浮躁而多愁善感的心。

5．

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宣統元年，也就是王先謙刊印《莊子集解》的那一年。

那一年裡發生了太多的事情，《莊子集解》也不知道銷路如何。不過這個問題很快就讓人顧不上關心了，因為年關一過，大事件便接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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