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教育的目的是將人塑造為德才兼備，服務於社會的人才，然而手段與目的的顛倒，古今中外都沒能很好地解決。哲學家福柯晚年激烈抨擊學校教育，稱學校為現代權力的“規訓機構”，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可惜他晚了幾百年，在中國，蒲松齡、吳敬梓、曹雪芹、龔自珍早就用各種文學形式反映過教育的問題，只是他不知道罷了。

明代設立科舉的本意，無非為了求得聖人之道和朝政之勢的有機結合。然而，學術與政治從來就是一對歡喜冤家，不是合縱連橫，就是勢同水火，箇中微妙，冷暖自知。

古代有一撥人不喜歡寫書，專愛註疏。你說你要有孔穎達、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點，直接像酈道元一樣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書《水經》搞成文學名著《水經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數人都做不到。於是，歧說紛呈便成了統治者的心頭大患。

面對圖書市場這種魚龍混雜的現狀，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揮，成了教育部部長，發話道：“咳咳咳。樣板戲進課堂？是不行的；改用繁體字？再考慮一下；獨尊程朱？這條透過！”

自此，明朝公務員考試所用的工具書、紅寶書、真題都以程朱的註釋為綱。於是，思想統一了，讀書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棟的書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歡喜。

老百姓最痛恨統治者鉗制思想，統治者也總喜歡愚弄黔首，在這種此消彼長的微妙對抗中，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路下來，歷史跌跌撞撞走了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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