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皇帝也有難言之處，不錯，先朝是有過“封貢”的事情，但那也是敵對方在邊界先進行的接觸，之後又有外官的提議和宰輔的支援，然後皇帝在做出了一系列悲天憫人的樣子後才點了點頭算是答應了。這次不同。從外說，敵人屢次入寇燒殺搶掠，兵鋒極盛，打起仗來都跟吃了興奮劑一樣；從內講，朝臣們滿口華夷之辨個個殺聲震天，真讓出兵打仗，先就有一個兵部尚書服毒自盡了。無論內外，都是絲毫不給臺階，而這個臺子又太高如果沒有臺階下，真的生往下走，恐怕就得栽個大跟頭。所以思前想後，黑鍋還是讓楊嗣昌接著背去吧，反正他老人家身上的黑鍋多得是，有主戰派扣的、有東林黨扣的、有愛民人士扣的，都快成黑鍋王子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個再多背一會兒。

其二、崇禎的著力點

當年楊鶴犯過後，楊嗣昌曾先後四次為父求情。前三次是崇禎四年，奉命整飭山海關兵備的楊嗣昌三疏皇帝請求代父受罰，後一次是崇禎七年，已經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軍務的楊嗣昌上疏皇帝為流放江西的父親求情。對這幾次上疏和楊嗣昌本人，皇帝很客氣，也對此人的忠孝讚許有加，但就是不給面子——所奏皆不準，就是不行，每個人都有一筆賬，單算。而對於崇禎五年夏天的那次求情，還是楊嗣昌出面，其時楊嗣昌的官職也只是右僉都御史銜兼永平、山海關巡撫，求情的物件是前閹黨成員、曾經彈劾過楊漣等人的前宦豎爪牙郭鞏，此時一向有功或許獎、有過必然罰的崇禎皇帝卻破天荒地給了楊嗣昌面子，已經下獄論罪的閹黨郭鞏得以免死。其實楊鶴的事情，雖然很大很嚴重，但歸根結底說到本心裡，是個人能力造成的技術層面上的錯誤，只要不再用他，別的也還是可以原諒的。郭鞏的事情則完全不同，這本身就是個前閹黨餘孽，它的事兒也完全是個人品德引發的思想意識層面上的錯誤，單衝彈劾楊漣一點，此人根本就是不可原諒的。當年的“大報復時代”漏了它，完全就是個意外，到了崇禎五年它還希圖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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