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舊話重提，當時在盧象升大人戰死殉國的記載中小秋就說過，時至當年，中國傳統的文化和歷史積累已經使大明君臣有了這樣的一種思維定勢——主和必定賣國誤國，主戰必定愛國救國。和今天差不多。原本就體力不支，時不時地頭上還得挨老天爺的板兒磚，又得同時對付家賊和外敵，還不能講和，這就麻煩了。而盧象升戰死後，事實上本就與偽清虛與委蛇的和議大門算是徹底地關閉了，同時關閉的或許還有大明王朝的一線生機。其實以當時大明內外交困的形勢而言，言和未必是亡國之舉，或許由此延長國祚甚至峰迴路轉也未可知。“和”不是不可以講，大明也不是沒和周邊的小兄弟講過。維繫了西北邊陲數十年和平的“俺達入貢”就是曲筆之作。只不過當年力主和議的是大明王朝堪稱極品的強權接力人物高拱、張居正以及外任宣大總督王崇古，而不是權傾朝野仍屢遭彈劾的楊嗣昌之輩。但所謂“和議”也是有時機講究的，崇禎十一年敵人大舉入寇的那個時間就不行。那時講和的結果就是城下之盟。大明君臣或許可以睜一眼閉一眼地默許和遠在千里之外寇邊犯境的蒙古部落達成妥協，但絕對不會和已經兵臨北京城下帝輦之側的異族敵人奴顏屈膝卑辭求和，這與後來“仔賣爺田心不疼”和“寧與外賊不與家奴”的辮子們不同，大明，沒有這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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