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明實錄》的記載則突顯了其“實”的一面，即也有一些關於王振的正面記載。如對於廉能之人時有引進，先是向皇帝進言，時任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負責淮河地區鹽業事務的機構）同知（副職）的耿九疇“此人廉介，眾所通知”，建議補為空缺的兩淮都轉運鹽使（正職），後是推薦剛直有才幹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一省之最高行政長官）石璞擔任工部尚書。對不盡職的官員亦毫不姑息,建議皇帝給予嚴懲，以儆效尤。正統六年，掌管國家錢糧的戶部官員劉中敷、吳璽、陳瑺等人因處理蒙古使臣的朝貢事宜翫忽職守，被王振檢舉，並最終予以嚴肅處理。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對王振其人有必要再作一次更為全面的評判。

王振曾對宣德時期的某些弊政予以過糾正。明代陸容撰《菽園雜記》記載：宣德年間，朝廷經常派宦官外出尋求花木鳥獸等玩物，騷擾民眾。自從王振掌管內廷之後，“悉禁絕之，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王振的處事才能也不乏可稱道的地方。《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正統四年，福建一位名叫廖謨的官員打死一名驛丞，驛丞是閣臣楊溥的鄉鄰，那名官員是閣臣楊士奇的老鄉。楊溥主張將官員處死以償命。楊士奇則想判處那位官員因公事殺人而予以輕微處置。兩人爭議不定，就請當時執政的太皇太后張氏裁決。當時在場的王振認為二楊都是因為鄉鄰緣故給出了不盡合理的處罰，償命太重，因為公事而處理的話太輕，應該給予降級處分，太皇太后覺得很有道理，就依從了他的建議。如此處理，拋開私念，秉公執法，所以能為太皇太后接受，並顯示了自己處事的才能，使得他在後來能夠逐漸參與到政事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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