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聖之聖並非由漢帝國渲染而得，對他的崇拜從他的學生那裡便開始了。子貢曾這樣講過：“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下不可階而升也。”孔子的一生往往被切割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彷彿這個“天之木鐸”三十年向東，三十年向西。然而孔子的道是“一以貫之”的，即以“文教”統領“政治”。

不過滄海橫流，儒家又不免暴露出其先天“缺陷”。孔孟雖志在天下，但基本是封建視角，不以國小民寡為意，他們天真地認為流民可以自然往來諸侯之間。可此時的邦國以馭民為尚，又如何能放其人口資源以資敵國？荀子清醒地看到諸侯國的大同小異——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不賢之士）；無國而不有願民（樸實善良的百姓），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荀子·王霸》）

一個國家如多“亂法”、“罷士”、“悍民”、“惡俗”，則必定處於危境，但儒者似乎不相信會有國家明知故犯，行此險招。只是“國危”往往催生“危國”，“危國”又傳播“國危”，此是惡性迴圈。不肯奴役人民，則註定競爭力“衰退”，這成了孔門之“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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