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周武王有“行天之罰”的冠冕話，但說此次軍事行動是正義事業未免矯情。武王伐紂很容易讓人想起努爾哈赤起兵討明。努爾哈赤的“七大恨”之第一恨便是“南朝將我二祖無罪加誅”，武王也有深仇大恨，其祖父季歷為商王文丁所殺，其父文王曾被紂王囚禁，其兄伯邑考被紂王活活烹死。所謂“仇深似海”、“不共戴天”，不過於此。然而，王室成員經歷此類刑殺倒有助於周人認識到德政的重要。當然，周人用兵的意圖極有可能是復仇，歷史上“戎殷”、“殷戎”、“商戎”的叫法，也多是來自周人的蔑稱，這都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戰爭被賦予的“神聖意義”有別於以往的部落衝突，因為戰爭的發動者清清楚楚地數落了戰爭物件的罪狀。“革命”一詞，出自《周易?革卦?彖傳》中的“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似乎一開始就有道德屬性，用天命作暴力的保護傘和遮羞布。商人有原始的天命觀，即“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書?湯誓》）周人更進一步，發展出“以德配天”的思想。他們認為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所謂“天命靡常”（《詩經?大雅?文王》），這也就肯定了天命是向所有部族開放的，是上帝讓商人臣服於周人。“天”或“帝”不再是一族之神，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周人的脫穎而出，天命所歸在一個“德”字。商的衰亡正是咎由自取，弊在“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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