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慣於使用“歷史潮流”來思考問題的後人那裡，伯夷、叔齊的抉擇是不明智甚至愚蠢的，他們不識時務，看不清正朔已改，方向已變。政治興替就是這般，存活吃虧的，逼死不從的。二人被奉為歷代忠臣、遺民的精神圖騰，然其事蹟卻是後世遺民所無法複製的，因為伯夷叔齊之隱逸死，說明在無鐵具、牛耕之上古要做一自耕農絕非易事。鋤草、中耕、施肥、培土、灌溉、防治病蟲害等一系列環節，都該要放在集體農莊裡做，“吹糠見米”的時代還遙不可及。

伯夷叔齊的氣節歷來受儒家的表彰，孔子許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贊曰：“聖之清者”。伯夷在孟子眼中就是“朝諸侯，有天下”的明君人物，這彷彿是對其未能東山再起的惋惜。而首創道統說的韓愈更是作了一篇《伯夷頌》。此處似有一悖論，這兩位若是有德，那麼棄暗投明的豈非不義？

荀子認為古代的申徒狄抱石投河自盡，這種行為並不值得提倡，因不符合中正之道。“德”字在甲骨卜辭中同於“得”，在孔子眼中，伯夷和叔齊乃是“古之賢人”，他們“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孟子?公孫丑上》）選擇的是“求仁得仁”，無怨無悔，自然是德；“義者，宜也”，宜就是正當，棄暗投明的就是不助紂為虐，自然也是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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