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類鈔》講：“麻雀，馬吊之音轉也。吳人呼禽類如刁，去音讀。”清代之麻將正是脫胎於明代之馬吊（一種紙牌）。可見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真有賴於“國字”將不同地域的口語聯接起來，字無分東西南北，才能有全民共識之物。“叉馬雀”、“打馬將”，稱呼其實都大同小異了，會玩麻將，至少也算箇中國人的標識。方言愈是天差地別，愈是凸顯國字的功用。沒有文字的語言可藉助國字記錄資訊，卻不必放棄母語，方言與共同文字並行不悖，這很了不起。

要否定中華文明，必得推倒漢字，如此，漢字便要從文明的先鋒變成毒物。據說字母書寫有助於古希臘人讀寫能力的普及與思想啟蒙，而“方塊字”使中華文明落後於西方。此說實經不住歷史細節的拷問，其實該反過來思考，是讀寫教育、書寫工具以及文化傳承拯救了文字，而非相反。字母文字何嘗不需教，豈能無師自通？我們必須認清，字詞總是頻繁地被時代賦予新義，而非作為毒瘤拖累著口頭表達。語言的不斷演化註定漢字不可能限死人之心智，偏旁雖看似滯後，尤其是在其表示的質地屬性方面，然而書體的演進已充分證明筆劃乃由人定，僵化的從來是人，而非文字，否則如何解釋周人新創文字，以及後來古壯字、古白族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越南文字等等對漢字的仿製與租借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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