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既定下2700萬擔的定額稅賦再想增加則十分困難，因為我們的帝國奉行的是儒家體制和洪武憲法，任何的增稅都會遭到文官們的強烈反對，在這種文官政治下，離開了官僚們則什麼事情也幹不成，這是其一；其二是那種強大的慣性橫亙其中，就是那種阻礙變革的慣性，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當你習慣一種生活方式或者習慣一種體制的時候，任何的變革都會讓你產生不適應的感覺，你就會奮起阻礙之，話說回來，你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或者帝國選擇什麼樣的體制都是經過正反兩個方面長期的對比，一切自然有它的道理，輕易去變更或者只會使事情更糟糕。

在增稅的困難性方面除了這兩個原因，還有第三個原因。事實上，從明代中期開始，帝國的經濟結構和從業人口結構都發生了變化，那就是商業佔國民經濟比重日益上升，商業吸納的就業人口日益上升，在稍稍晚些的時候甚至出現了出賣勞動力的產業工人，這些都說明財富正從農業向商業轉移，政府的徵稅目標也應該轉向商業領域。但正像杜車別所描述的那樣，士紳階層出身的官員跟商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這個領域成了不允許他人染指的禁臠，對農業增稅還有商量的餘地，對商業增稅則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這點在萬曆朝那種驚心動魄的礦稅鬥爭中已經有了清晰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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