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他便開啟了“中為洋用”的風氣。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在17世紀前後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西方的傳教士帶來了鐘錶、幾何原理、機械、福音，另一方面，東方的內閣制度、考試製度、儒家文化也由這些傳教士帶到了西方。“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同時並舉，在17世紀的歐洲不可避免的颳起一股中國熱，在文藝復興和儒家文化的推動下，終於迎來了歐洲的啟蒙時代，結束了長達1200年的中世紀。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說：“中國人用道德代替神學。”

1584年西班牙教士門多薩出版了《中華大帝國風物史》，書中說道：“中國的法律不僅懲惡，而且賞善。”

1624年，英國人赫伯特發表了《真理論》，他認為中國人沒有享受過“天主的光輝”，但他們一樣生活的很好，他藉此向神學發動進攻，為啟蒙思想的產生奠定基礎。

1735年，法國出版了一部有影響力的書，書中說道：“在中國，一位學者，儘管是農夫之子，也很有希望達到總督的高位，並且甚至還會成為國家的宰相。因為，作為孩子都是平等的。”

1756年，為了反對英國首任首相羅伯特?沃爾波爾的獨裁統治，英國議會開始用中國的文官諫議制度來對他進行抨擊。

1697年，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出版《中國近聞》，他在序言中寫道：“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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