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皇帝頒佈《大誥》賦予了農民新型權力，但整個十八年並沒有出現朱元璋預期的效果，帝國十九年，朱元璋採取了更為激進的鼓勵，在朱元璋的鼓動和明星農民的榜樣下，帝國開始出現朱元璋預期的效果，但隨後出現的過激行為導致朱元璋陷入深深的思索。皇帝親自處罰了因為不願意種地而自殘身體的農民，和為了逃避賦稅、徭役而鞭打官吏的農民，在《大誥》的頒佈下，逃稅、逃役的農民越來越多，更有一些農民開始無端衝擊地方官府，朱元璋也逐漸陷入地方農民一些雞毛蒜皮的扯皮上，朱元璋動搖了，在胥吏和民眾之間他無法找到一個滿意的平衡點。

日期：2012-04-10 08:09:35

從朱元璋賦予農民新型權力的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朱元璋實行的實際上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監督方式，他甚至對那些沒有按要求捆綁當地汙吏的百姓也進行了處罰，但他也知道對農民放任的結果會出事，所以民眾對官員的監督也僅限於胥吏，對於更高級別的文官則只允許民眾控告，並沒有賦予民眾直接動手的權力，這件事情也使得朱元璋感覺到了治民的複雜性與艱難性。朱元璋對胥吏的整治體現了儒家道統的恢復性，但他對農民的號召又對儒家的等級觀念產生了衝擊。

在發展農業的同時，洪武朝實行了海禁，民間海外貿易被禁止，民間海外貿易的禁止對帝國的穩定有著良好的作用，它避免外部文明的干擾，它還可以保證充分的農業人口數量，避免糧食作物被大規模改種成經濟作物，其結果就是穩定帝國的農業生產。此時的海外貿易是以官方朝貢貿易的形式進行，但方明珍海上餘黨和始於元代倭寇在海上的騷亂使得帝國關閉了明州和泉州的兩處市舶司，這兩處市舶司主要負責日本與琉球的官方貿易，而只保留了廣州市舶司，用於跟東南亞朝貢國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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