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看，文學們面對御史的指責，也反駁的有理有據，齊緡王和齊王建的亡國確實不能怪罪於諸子，這主要是因為齊國當時執行的國策使然：在齊緡王時國過於迷信武力，不顧國內民力和國際影響；等到齊緡王亡國、齊襄王復國後又走向另一極端，不修武備、明哲自保。所以文學們把齊國的兩次亡國歸罪於領導人聽信錯誤的言論、執行錯誤的國策也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再深入思考的話，事情又不這麼簡單：同為當朝大臣，為什麼齊王總是聽信所謂的“奸臣”的錯誤建議、而不採用所謂的“忠良”的建議呢？作為國家出錢供養的稷下學宮諸子，拿了國家的俸祿、卻沒能給國家的發展建設做出實質性貢獻，這是否也有尸位素餐之嫌？所以如果深究的話，也會發現文學們的邏輯也是有漏洞的，正如御史在前面刺復中所言“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別看著人家位高權重而眼紅，你有本事自然會爭取到這待遇，沒這本事也別瞎參和，沒這金剛鑽、別攬瓷器活。

另外，文學們只談孟子、荀子，而回避了祖師爺孔子；而向來喜歡“祖述仲尼，稱誦其德”的文學們這次為什麼偏偏避而不談呢？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孔子是曾經執政過魯國的，但他的政績實在拿不出手：想要廢除三桓專政，但最終失敗，被迫流亡外國；而一路所經之外國卻沒人願意給他再提供一官半職，甚至還一度落魄如“喪家犬”。所以作為曾經大權在握的執政，孔子的從政經歷是很失敗的；非但與文學們的自我辯護相反，反而更是驗證了御史的論點。這也是文學們對孔子闢而不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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