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從這上看，確實形勢比人強，不由文學們不感慨“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但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所謂“花無百日紅，人物百日好”，一群人、一行職業不可能永遠處於社會的聚光燈下，因為社會發展中所形成的主要矛盾永遠是處於變化中的。一旦過去的矛盾解決了，那麼相關的處理人員也就失去了利用價值。儒生之所以能在漢武帝執政前期走紅，是因為當時意識形態上最棘手的問題就是漢朝道統合法性的問題：在劉邦前，夏商周秦的君王世系都可追溯到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他們的道統合法性來自於氏族社會以來作為部落首領的威望和大家約定俗成的信奉“君權神授”。而漢高祖劉邦的出身非常平凡、根本和三皇五帝不沾邊，所以劉邦不得不弄了一些列“履雷澤”“赤帝子斬白帝子”之類的神話來包裝自己、以此證明其得天下的合理性；但這些神話究竟有多少人相信，估計連編神話的人自己也心裡沒底。在漢初流行的黃老學說因為其靜態世界觀的侷限，也不能解決劉氏子孫坐天下的道統合法性問題，竇太后之所以氣憤得把轅固生扔進野豬裡就是因為他觸及了漢朝在意識形態上的軟肋。

但到了董仲舒時，他透過把“五行學說”和政治相聯絡而創立了“五德學說”，用“五德輪迴”的動態世界觀為西漢政府解決了其道統合法性的問題，真正為劉漢得天下找到了理論依據——這也是漢武帝尊儒的主要原因，董仲舒的功勞不可謂不大。但董仲舒後來又發展出了“天人感應”的理論，認為重大自然災害的發生是上天對人間帝王的警告，這無疑是用“天道”給當朝帝王套上緊箍咒——所以這時漢武帝就毫不客氣的把他打發到了齊地的諸侯國去了。可見漢武帝的用人也是很實用主義的：當意識形態的問題解決後，儒生這一群體的使用價值也就自然大打折扣了；而統一了思想後，對外用兵就成了新的主要矛盾，自然“奮擊之士由此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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