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認為，大順餘部和大西餘部在抗清中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的表現，主要是因為“李闖雖建立政權及完整的軍政體系，然其處於抗清前線，並沒有充足的時間去完成轉變，仍是流寇本性，打得過便趁火打劫（追贓助餉，大失人心），打不過便逃（北京-陝西-湖廣，一潰千里），逃不了便降（降清、降明）。其時，清廷仍未站穩腳跟，以大順軍的軍力和戰力，若指揮得當，非無一拼之力。然張部則不同，地處西南，遠離戰火，已接替明地方政府轄制一方。居移氣，養移體，氣質已發生變化。以馬列史觀言之，就是完成了農民軍的封建化程序，儼然成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聯明抗清，民族大義有之，階級觀念、忠君觀念亦不淺”（/note/147063096/）。

個人認為，這種觀點中關於大順軍的那部分和顧誠先生的見解大同小異，但是邏輯上比顧誠先生更為通順。但應當注意的是，大順建政早於大西，東征燕京之前，在以襄陽為中心的湖北西部地區和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已經先後建立了相對安定的統治。從李自成的施政來看，雖有追贓助餉的暴政，總歸比大開殺戒的張獻忠“居移氣，養移體”多了。而張獻忠攻入成都之後，北有馬科，東有曾英，西有司馬京，南有楊展，基本上處於被圍困的戰爭狀態，張獻忠的統治，一直就表現為戰時恐怖統治，遑論“完成了農民軍的封建化程序，儼然成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農民軍的封建化程序”，基本上是孫可望、李定國等人佔領雲南之後才完成的）。“民族大義”有之，但“忠君觀念”就說不得了。張獻忠及其部下一直以明朝為死敵，孫可望、李定國等人聯明抗清，孫可望肯定是沒有什麼“忠君觀念”的（他認為自己才是“君”，絲毫沒有把明昭宗放在眼裡），李定國、劉文秀表現出來的也基本是“民族大義”，說他們“忠於”明昭宗的流亡朝廷，極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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