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導認為郭默驍勇難制，便以朝廷的名義宣佈大赦並正式任命他為江州刺史。陶侃獲悉後勃然大怒，當即致書王導質問道：“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王導答曰：“郭默據上游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涵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潘太史曾經在《通鑑指要中對王導曾有這樣的評價：東晉之立，王導固有佐命之功，亦有不卸之罪！施政寬而無法紀，待人善而無敵我。十餘年間，內亂橫生，未必非此公之罪也。但是在經過一番仔細推演就會發現，王導“網漏吞舟”的作法完全是出於無奈。處於亂世當中，穩定政局最可靠的力量當然是軍隊，東晉王朝在掌握軍隊方面可謂是先天不足，而王導本人的才幹在於理政而不在治軍，所以他只好在諸侯之間施展縱橫捭闔之術。其實偉大領袖毛主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文丨革丨初期，由於老人家完全控制著軍隊，所以對付文官集團顯得遊刃有餘。當“九一三事件”暴發以後，毛主席由於錯誤地自毀長城而不得不向反對派讓步，雖然他明明知道“永不翻案”是靠不住的，但仍然不敢與之徹底決裂，反而要為自己以及文丨革丨派預留一條出路，這才是“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真正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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