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嶠輔政本是眾望所歸，但是他卻執意歸政於王導並返回了武昌，陶侃也因為江陵偏遠而移鎮巴陵。王導本來還想對路永等人的反正之功進行嘉獎，結果因溫嶠反對而作罷。陶侃也不失時機地對自己的下屬益陽侯湘州刺史卞敦提出了彈劾，指責他不赴國難、擁兵自重，而且拒絕為前線提供軍糧，因此要求朝廷將其押解京師問罪。但是王導卻堅持認為喪亂之後，宜加寬宥，於是便將其調任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卞敦羞愧難當，稱病婉拒；王導再次對其加恩，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卞敦更加無地自容，很快便抑鬱而卒。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曾有這樣的評論：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斯！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錄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潘太史認為，司馬光的話聽來鏗鏘有力，實則百無一用。坐觀成敗固然有失臣節，但總比蘇峻、祖約等人公然造反要好得多。東晉的建立與秦漢兩代存在明顯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先天不足，所以王導“網漏吞舟”的施政方針基本上還是可取的，問題在於對程度的把握上尚存瑕疵，有時會有“寬大無邊”之嫌。庾亮假如在建康城破之際一死了之，蘇峻或許便會不費吹灰之力地實現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戰略目的，意氣用事的結果很有可能造成親痛仇快的殘局。文丨革丨後期，黨內鬥爭十分激烈。中聯部部長耿颮同志因工作不順心便想提出辭職，周總理則是這樣告戒他的：：“人家要你走，你偏不走；人家要你倒，你偏不倒；人家要你死，你偏不死”！總之，政治鬥爭必須時刻以大節為重，司馬光之流的腐儒愚見是萬萬不可聽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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