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自開國以來始終面臨著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隨著後趙的迅速崛起，邊境一再南移，駐守淮河南北的疆臣可謂是首當其衝，其地位顯得益發重要。由於王導本人是開國元老，德高望重，而且歷來奉行寬和的政策，所以在諸侯面前還能勉強壓住陣腳。但是當資力甚淺、僅憑裙帶關係便掌握大權的庾亮上臺以後從嚴執政，情況就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豫州刺史祖約認為自己的資歷不在卞壺、郗鑑而未能列入顧命大臣之列，於是認定必然是庾亮私自篡改了命帝遺詔，這種心態就能德高望重的陶侃也未能倖免。駐守江北的歷陽內史蘇峻雖然屢立戰功，但是在論功行賞的時候總是排名最後，久而久之便心生冤枉，加之他麾下的萬餘士兵驍勇善戰、裝備精良，久而久之便心生冤枉開始藐視朝廷，而且還招納亡命之徒來擴充實力。

庾亮對於疆臣的不滿情緒自然也有所覺察，在他看來蘇峻、祖約雖然地處要津但實力有限，尚不足為慮，陶侃非但手握重兵而且身浮眾望，所以便把防範的重點集中在了西線，並委派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另外，為了加強建康以東的防務，庾亮將尚書僕射王舒外放為會稽內史，並在石頭城修築工事以防不測。面對太后臨朝、政出舅族的現實，繼任為丹陽尹的阮孚敏銳地意識到了潛在的危機，他認為庾亮在毫無威信的情況下采取強硬措施必然會引發內亂，毅然要求外放為廣州刺史以避禍。阮孚在當時也是一代名士，以好酒而聞名，其父阮咸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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