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自身的矛盾不但造成君臣，君民之間矛盾重重，更使得文官之間彼此仇視對罵。在“禮”與“仁”的控制下，一個官員被賞或被貶完全不依靠他有多麼聰明的政治頭腦和多麼精明的治國方針，而僅僅是依靠他有多“仁”。然而，就像前面說的，“仁”是一個完全沒有標準的標準，因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一個人可以既被稱作“小人”也被稱作“君子”，那麼官員是否能被稱作君子而得以晉升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標準。一個因為治水成功而惠及千萬百姓並使政府財政收入大增的功臣很可能因為皇室是否該收養一條流浪狗而與大多數官員的“仁”的標準發生衝突，那麼，在大多數官員的叢恿下，被視作道德模仿的皇帝就不得不貶罰他。為了證明自己是最“仁”的且獲得晉升的機會，官員就需要做最大的努力來蒐集論證支援自己“仁”的標準，這些文官像極了古希臘時的詭辯學家。而為了能夠使自己在辯論中得勝，官員不得不四處拉人加入自己的利益集團，從而使自己獲得較大的勝利把握。當道德典範的皇帝最終裁定了哪個標準是正確的“仁”時，失敗的辯方就會被貶，得勝的辯方當然會被賞，而因為在辯論的過程中不同的辯方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那麼一人受貶或被賞，整個利益集團都跟著發生相應的變化，這讓底層的官員非常苦惱，他們的“政績”和命運完全由利益集團進行鬥爭時的“站隊”選擇來決定。而因為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辯論中的勝負並不一致，那麼即使一個一生沒有做過任何事的官員也因為自己的“站隊”而被貶或被賞，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官員的一生幾乎總是起伏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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