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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層原因是,其做官時,又是跟隨本朝一代英主周武帝的,從給事中士做起,後來成為銀青光祿大夫,兼左侍上士。
這給事中雖然只相當於北周時的三命小官,卻常侍從皇帝左右,還搞些收發工作,但卻可以在皇帝面前發一些小言,因為此官同時負有監察之責。
官不大,卻靠近領導,所以天天有進步,後來升任職掌言議,加銀章紫綬的六命大夫,成為以左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贇哥做皇帝時,官為內史上大夫,官階為正六命,負責典章法令編修撰擬、記載、翻譯、繕寫等工作,但該內史上大夫卻同時位尊為“沛國公”,雖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卻是尊貴與三公相等的爵爺。
除了上述這些外,還有第三層原因是:這位鄭公爵,性輕險,即其有雙重性格,即輕狂,又奸險,與劉房開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這方面的因素,這往往是二人共謀的必要基礎。
再看後面的幾位——
御史大夫柳裘。
這人為官的原則,是東邊不亮西邊亮。
柳大夫曾做過齊國和梁國的舊臣,卻在後來認清形勢,棄暗投明,在本朝任職東宮,接近太子,所以,贇哥成為周宣帝時,享受儀同三司的部長待遇,後又進爵為公,可見此人在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這夥人中,來歷不明者,是這內史大夫韋鸊。
韋鸊,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長安即現在西安市郊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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