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朱元璋為漢高祖劉邦進行了辯護，把責任推給了富二代漢孝文帝，但是他並不打算把難題推給自己的繼任者，他認為自己有機會有責任做這個事情，如果不做，那就是違背了天時。

根據《太祖本紀》另一則記載：“洪武元年，帝嘗與侍臣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雖然這裡的談話僅僅是討論了“聲色之害”，但朱元璋“創業之君，為子孫所承式”的思想卻指導了他各個方面的工作。

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朱元璋很早就開始總結統治經驗。洪武二年，編定了《祖訓錄》，教導子孫後代。洪武六年，學士詹同建議編寫《日曆》，將“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跡，禮樂治道”的經驗詳細記錄在冊，朱元璋欣然同意，命詹同和和宋濂、吳伯宗等人纂修。洪武七年五月書成，內容記載了自起兵臨濠到洪武六年的成功經驗和好做法，共一百卷。

後來詹同進一步建議：《日曆》的內容涉密，不能公之於眾（秘天府，人不得見），有必要模仿唐代的《貞觀政要》，把聖政歸納整理，宣示天下。於是將《日曆》分為四十類，共五卷，取名為《皇明寶訓》。以後凡是有好的政跡，隨時加入。

洪武后期，朱元璋加大了總結統治經驗的力度，這是他開始安排後事的一個重要表現。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在奉天殿對文武大臣發表重要講話，講話的第一部分是關於取消酷刑的。他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只守《律》和《大誥》，並不許用黥剌、剕（剁腳）、劓（削鼻子）、閹割之刑。因為嗣君在宮中長大，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用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請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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