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9-08 15:05:02

5.明朝和清朝（1368年~1911年）

如果明朝有高效廉潔的稅收體制，那麼也會挺過白銀緊縮的難關。很遺憾，明朝沒有正確的財稅觀念，也沒有建立起合理的稅收體系。

正確的財稅觀念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向百姓收取足夠的“民脂民膏”，然後把錢花在百姓需要的公共服務上，（而不是少數人的花天酒地上），恰恰是服務型政府的一種“劫富濟貧”的義務。今天，發達國家的納稅額度都很高，因為國家需要大筆稅款用於公共事業和社會福利。然而，朱元璋把向百姓收稅看成是“管理型政府”的一種罪惡，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因此，明朝的稅負非常低。正常年景全國竟然只有400萬兩白銀的財政收入，僅夠維持官僚機構的正常運轉。根本無力投資像興修水利一類的公共服務。

財稅觀錯誤，當然也就沒有正確的財稅體制。明朝由各地縣令負責收稅。那時縣衙裡的官吏很少，工作壓力很大。明朝稅收以農業稅為主。因為農業稅的收取成本是最低的。胥吏只要拿著官府的土地賬簿，向村裡的甲長要錢就可以了（明代農村實行村民自治的“保甲制”）。老實巴交的農民，對稅吏不敢多言。所以，每年能夠收取200多萬兩的農業稅。

而工商業者流動性大，稅款還特別不宜核算，商人又多是狡詐強豪之人，對收稅反應激烈。明朝後期曾發生過收稅的太監被殺死的事件。而且，科舉制的實行，讓出身商人家庭的舉子大量入朝為官。形成商人集團代言人“東林黨”。顧憲成、高攀龍等都出身商賈之家。這些官僚也是向工商業收稅的最激烈的反對者。工商業儘管利潤巨大，收稅卻非常低。江西省一年的茶稅，在東林黨的操縱下，一年竟然只有17兩！月港、澳門兩個主要外貿港口，每年各自僅有2萬兩關稅。無論古今中外，鹽稅都是最重要的稅收。“大農課鹽析秋毫”，可是明朝全國的食鹽只有1/3被課了稅，2/3的市場被私鹽佔領。鹽稅損失嚴重，每年只有130萬兩稅收。皇帝每次試圖提高工商業稅率，東林黨就會跳出來滿地打滾。對工商業的稅收，與其驚人的利潤不成比例。而朝廷只看到了對工商業收稅的困難，而沒看到對農業收稅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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