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在了刑偵破案上，才得以起訴罪魁禍首。

而在歇洛克·福爾摩斯活躍的當下，人們可不知道dna是什麼。

所以需要運用現代科技破案的必須排除掉，而那些不需要現代科技的，也不是每一個都適合。

社會發展迅速，代來的是人們的心理變化。資本主義對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異化扭曲，絕非十九世紀的人們可以想象的。

維多利亞時期的兇殺案，無非是仇殺、情殺，以及為了錢財走投無路、急紅了眼。人們的動機很是直接，但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執法方發現，在一個又一個越發詭異的案件中，他們往往無法從連環殺手的行為中找到一個明確的動機。

不是沒有動機，而是變得更復雜了。

因此要是想從真實案件中提取靈感，瑪麗要做的可不是照搬破案過程。

她既得保證現在的讀者能夠理解角色的動機，又得保持小說的戲劇性和曲折性，把故事講的引人入勝。

這麼篩選下來……

“畫叉的是不適合寫的故事，”瑪麗指著名單對伊麗莎白解釋道，“空白的是我在考慮，畫圈的是可以寫的故事。”

伊麗莎白的目光立刻停留在十幾個姓名中唯一一個畫圈的名字上。

“愛德蒙·坎伯。（*見注）”

她小心地念出了這個名字：“只有他的故事適合寫，對嗎？”

瑪麗：“…………”

真的好奇怪啊！

不怪瑪麗多次感嘆，她漂亮端莊靈動大方的好姐姐念出一名惡魔的姓名，瑪麗只覺得渾身不舒服。她點了點頭，剛想胡亂敷衍過去，就聽到賓利小姐的聲音自背後傳來：“你們在說寫什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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