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一下這樣的情況：一所著名的美國大學以理智的名義放棄了橄欖球，將空體育場改建成一家炸彈工廠。理智至此終結。有點基爾戈·特勞特式的離奇。

我講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遠在我進校之前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斯塔格球場看臺下面，科學家們完成了地球上首次鈾裂變。他們的意圖是證實核彈的可行性。當時我們正與德國和日本交戰。

五十三年以後，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一批人聚集在我那所大學的附屬教堂裡，紀念第一顆原子彈在日本廣島市爆炸五十週年。我也在場。

發言的人中有一個是物理學家利奧·塞倫。他很久以前參加了在死氣沉沉的體育設施下面進行的成功實驗。請你注意：他對自己過去的行為表示道歉！

應該有誰告訴他，在這個星球上連最聰明的動物都如此憎恨活在世上，當物理學家就意味著永遠不必說抱歉。

現在假設這樣一種情況：某人為失去理智的蘇聯造出了氫彈，確保它威力無比。然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個值得基爾戈·特勞特寫一篇故事的真實人物，就是已故的物理學家安德雷·薩哈羅夫②。

他因呼籲停止核武器試驗於一九七五年獲諾貝爾獎。

當然，他自己的核彈早已試驗完畢。他的妻子是兒科醫生！

哪種人既能改進氫彈，又能同兒童保健專家結婚？哪個醫生能同神經錯亂的配偶過日子？“今天單位裡有什麼趣事嗎，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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