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我不認同“凡是能推動該黨事業進步的都是正確的。”論調。

——致弗蘭克·傑利尼克一封信，19381220

我簡直無法告訴你我是多麼希望自己在今後的幾年裡能朝氣蓬勃，擺脫牢獄之苦，擺脫金錢的憂慮啊。

——致傑克·康芒一封信，19381226

西班牙留給奧威爾的不僅僅是喉嚨部位的子彈傷痕，更多的是難以磨滅的印跡。在以後的2年中，他一直生活在陰影中。他試圖從自己的角度來詮釋那裡發生的一切，闡述自己的政治觀點，還不得不飽受西班牙給他帶來的傷害。事實上，在阿拉貢前線及巴塞羅那度過的6個月時時刻刻縈繞著他，影響著他以後的歲月。馬爾科姆·馬格里奇在他去世的前幾周到醫院探望他，發現他一直在不斷地說著“防衛隊，西班牙內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奧威爾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裡明白了“大道理”，這是他在寫給西里爾·康諾利的信中提到的字眼。同時，他也清醒地意識到阿拉貢戰壕和巴塞羅那小巷帶來的恐懼——血汙，奸險和謀殺——並沒有離他遠去，而是“讓他更堅信了人類的正直”。與以往一樣，他的回憶濃縮成含有象徵意義的觀點。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顧西班牙戰爭》是在五年後的另一次衝突中寫的。他回憶起一個法西斯步兵沿著戰壕的上方邊提著褲子邊跑著，他不忍心開槍射擊。第二件回憶的事情複雜些，而且，奧威爾認為自己懷有恥辱感。一個來自巴塞羅那貧民區的孩子被無端懷疑偷了其他民兵的東西（奧威爾的一些雪茄煙也被偷了）。這個孩子被剝光衣服搜身，後來發現他是清白無辜的。開始認為他有罪的奧威爾竭力想彌補自己的過失，帶男孩兒看電影，不斷塞給他夾心糖果，巧克力。這種補償對他而言是可怕的。但是，不體察他人情感來對待他人似乎更可怕。有一次，奧威爾與一個士兵爭吵，身為下士的他硬讓這個執拗計程車兵站崗。那位巴塞羅那的“野孩子”最後成了奧威爾最忠誠的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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