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師也認為是？”

“照世俗的標準，當然是。當時明朝已經那樣腐敗，是非不明、宦豎當道，守東北的大將熊廷弼，剛冤枉殺掉，傳首九邊、田產籍沒、家屬為奴。而袁督師卻還來跳這個火坑，他不但不買朝廷裡奸臣的賬，並且殺了毛文龍，斷了奸臣貪汙的財路，這樣做人，豈不正是傻瓜幹法？從袁督師死了以後，我們廣東人，再也沒有在朝廷裡有那樣舉足輕重的地位了，也沒人要做一大痴漢了。”

“在近代中國，為國家做大事很難，政治中守舊的勢力和小人勢力太大了，這兩大勢力都是明明擺在那兒的，所以想為國家做大事，什麼下場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來；既事先看得出來，還要不怕死、還要做，除了是一大痴漢外，還有誰肯幹？凡是肯幹的人，都要準備悲劇的收場。”

“沒有例外嗎？”

“例外？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可太少了。有的人也打破守舊的勢力，做點大事，但他必須安撫好另外一個勢力，就是小人的勢力。像明朝的張居正，他不安撫小人的勢力，他就不要想有作為；但安撫了小人勢力，他自己又算什麼呢？就算這些是不得已，但最後，張居正做的大事，落得些什麼呢？他一死，訂的法制給推翻了，家給抄了，大兒子受刑不過自殺了，家裡大門被封，人出不來，十幾口給餓死了，剩下的充軍了，整個的下場是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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