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知名的德國漢學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時，執德國輿論牛耳的《法蘭克福匯報》發了一篇文章。作者說：Bauer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將他所研究的中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

這樣一個在歐洲人眼中理所當然的評語，我讀起來，卻像吃飯時咬到石頭一樣，感覺怪異。

假設北京大學的李教授過世了而中文報紙寫著：李教授是個德國研究專家，他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將他所研究的德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我相信許多歐洲人要大吃一驚，不以為然，心裡想著：這怎麼值得一提？我們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當然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麼？

這種反差充分披露歐洲人的雙重標準。最荒謬的是歐洲人自覺對“個人主義”這個東西有專利權，使他們有別於伊斯蘭教民族，有別於中國人，有別於整個非西方社會，好像“個人主義”含有一套固定標準，放諸四海皆準。中國人是個“面貌模糊的群眾集體”，這個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間更加強了：中國人不分男女，全穿著一樣的藍布衣，被稱為“藍螞蟻”，唱著一樣的歌曲，笑著一樣的微笑。歐洲人不會想到，在別人眼中，他們看起來也相當“集體”：德國人都在車窗上擺個毛茸茸的玩具動物，英國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夾克，荷蘭人的廚房裡全掛著白色的半截的蕾絲窗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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