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我曾在《光明日報》發表過兩篇文章，《論教育是詩性的事業》在先，《論大學》在後。兩篇文章都是我成為北京語言大學教師之後寫的。關於大學精神的一點點思索，不管是多麼淺薄，其實已經由兩篇文章載畢。那麼，今天聽彙報的一點點看法，也就只能算是淺薄者的補充發言。淺薄者總是經常有補充發言的，這一種衝動使淺薄者或有擺脫淺薄的可能。

我在決定調入大學之前，恰有幾位朋友從大學裡調出，他們善意地勸我要三思而行，並言——“曉聲，萬不可對大學持太過理想的幻感。”

而我的回答是——我早已告別理想主義。《告別理想主義》，是我五十歲以後發表的一篇小文。曾以為，告別了理想主義，我一定會活得瀟灑起來，卻並沒有。於是每想到雨果，想到托爾斯泰。雨果終其一生，一直是一位特別理想的人道主義者。《九三年》證明，晚年的雨果，尤其是一位理想的人道主義者。而托爾斯泰，也一生都是一位特別理想的平等主義者。我認為，無論對於自己的人生還是對於自己的國家還是對於全人類社會，泯滅了甚而完全喪失了理想，那麼一種活法其實是並無什麼快意的。我這麼認為是有切身體會的。故我接著要說——我願大學是使人對自己，對國家，對人類的社會形成理想的所在。無此前提，所謂大學精神無以附著。1917年1月9日，北大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先生髮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重讀其演說，他對大學的理想主義情懷依然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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