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識的覺醒是民族生命中最神秘的一刻，其超驗的程度僅次於個人的誕生。起點是初民的鄉邦——泥土、風景和地理，終點是末人的國家——塑膠、機械和統治。初民只有感性的混沌，末人只有理性的計算。兩者都是孤獨的浪人，在天地不仁、宇宙孤寂之中演出無意義的布朗運動。他們有無窮的“事件”，但沒有“歷史”；因為歷史是融會貫通的“意義”和“邊界”，像雕刻家對待石料一樣，鑿開“意義”和“無意義”的邊界，於是大衛像拋棄了無意義的碎屑，從無形態的粗坯中躍然而出，好像他一直在那裡。

初民與末人之間、生與死之間、石坯與碎屑之間，有民族、靈魂、歷史。人類智性的光芒在這一瞬間照亮了宇宙的黑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註定落入的那個長夜，在恐懼和顫慄中發現了自己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短暫生命對無盡黑暗的挑戰。然後，長夜來臨，雕像破碎。留下的滿地碎屑雖然像石坯一樣無形態無意義，但是不像石坯那樣孕育著潛在的生命；只有接受千年劫火的輪迴後，才能充當石坯的原料。在十字架君臨的庫斯科[1]、宣禮塔坐鎮的孟菲斯[2]，你可以看到這些碎屑在輪迴中跳動。

英格蘭古老的自由

英格蘭曾經是一個地理名詞，除了島國的地理形勢，在基督教世界和封建西歐的框架內沒有特殊性。英國人首先是好天主教徒，然後才碰巧是英格蘭國王的臣民，諾曼底人、加斯科涅人也曾經是這樣。這不過是常見的采邑轉移，他們之間只有地方性、風俗性的差別。魯昂市民曾經痛恨法蘭西國王，堅守他們對英格蘭國王的封建義務，只是遭到昏庸的約翰王拋棄，才勉強歸降法蘭西。[3]封建自由的基石是保護人和被保護人之間的個人契約，它不承認有別於私人的公共事務概念，與民族的觀念不能相容。封建各邦只有家族之間的臨時交涉；立足於民族體質或憲制、與國本融為一體、具有使命性質的長期外交政策要到十七世紀以後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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