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明顯的原因，歷史學家比較容易記錄追求婦女解放的有意識運動，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屬於男性生活的禁區的婦女。兩者都包括能言善辯，以及因為稀少而有記錄可稽的西方少數中等和上等階層婦女。這些記錄之所以完善，是因為她們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為她們的存在，便曾引起無數的抗拒和辯論。這些少數婦女的高可見度，減低了人們對婦女社會地位發生了歷史性改變的注意。歷史學家對於這種歷史性的改變，只能間接覺察。誠然，如果將注意力集中於其好鬥的發言人，甚至婦女解放運動的有意識發展，也無法完全予以把握。因為這個運動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國、美國、（可能）斯堪的納維亞和荷蘭以外的大多數運動參與者，並不認同於特殊的女權主義。相反，她們比較認同於一般性解放運動（如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婦女解放部分。不過，我們還是必須簡略看一看這少數人。

如前所述，各種特殊的女權運動規模不大，在許多歐洲大陸國家，它們的組織只包括幾百或者最多一兩千人。它們的成員幾乎完全來自中產階級，而它們與資產階級的認同，尤其是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認同，給了它們力量，也決定了它們的極限。在富裕和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以下，婦女的投票權、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外出工作和參加專門職業團體，以及爭取和男性一樣的法律地位和權利（尤其是財產權），都不容易像其他問題那樣引起共同為社會除惡的熱忱。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中產階級婦女之所以能有相當的自由去爭取這些要求，至少在歐洲，是因為她們將家事的重擔交給一群人數多得多的婦女——她們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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