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中國所謂正史，必作史者得當時君主所特許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國家從而是認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擇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謂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雜眾手而成之。唐時所成前代之史最多，有是認一家之言，亦有雜成眾手之作；唐以後則修史之責皆國家任之，以眾手雜成為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經一家重作而精密突過原書者，惟歐陽修之《新五代》足當之，其餘皆敕撰之書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網羅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在清代修成《明史》時，有國已將及百年，開館亦逾六十載，承平日久，經歷三世。著手之始，即網羅全國知名之士，多起之於遺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嘗不兼重私家之專業，如是久久而後告成，亦可謂刻意求精矣。既成之後，當清世為史學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專就《明史》中優點而表揚之，觀《四庫提要》所云，可以概見。然學者讀書，必有實事求是之見，如趙翼之《廿二史劄記》，世亦以為稱頌《明史》之作，其實於《明史》疏漏之點亦已頗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周延儒之人《奸臣傳》，若《劉基》、《廖永忠》等傳兩條中所舉，《史》文自有牴牾之處，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喬允升》、《劉之鳳》二傳，前後相隔止二卷，而傳中文字相同百數十字，不能不謂為纂修諸臣未及參訂[1]。其實《明史》疏漏，並不止此；間有重複，反為小疵[2]，根本之病，在隱沒事實，不足傳信。此固當時史臣所壓於上意，無可如何，亦史學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隱沒其事實矣，就史論史，亦無從發見其難於傳信之處，故即敢於指摘，而無從起指摘之意，此尤見隱沒事實之為修史大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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