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邏輯相對的有常識，或更好一些的說法，還有近情的精神。我以為近情精神實是人類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實在是最高形式的有教養的人。世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無缺的，他只能力爭上游去做一個近乎情理的生物。我正期待著世界上將有一個世人在個人的事件上，並在國家的事件上，都會得著這個近情精神之鼓舞的時期。近情的國家將生活於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於快樂之中。在我替我的女兒挑選丈夫時，我將只有一個標準：他是否是一個近情的人？我們當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終身不吵架的夫妻，我們只能期望他們都是近情的男女，只近情地吵架，並近情地言歸於好。只有在世界的人類都是近情的人時，我們才能得到和平和快樂。這近情的時代如果有來臨的一天，就是和平時代的來臨。在這時代中，近情的精神必會佔最大的勢力。

近情精神是中國所能貢獻給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我並沒有說中國那些向人民預徵五十年錢糧的軍閥是近情的，我的意思只是說，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國文明的精華和她最好的方面。我這個發現曾偶然由兩位久居中國的美國人所證實。其中一位居住中國已經三十年，他說，中國的一切社會生活乃是以“講理”為基礎的。在中國人的爭論之間，他們最後一句有力的論據必是：“這豈是合於情理的嗎？”而最嚴重的、最平常的斥責之詞就是：這人是“不講理”的。一個人如若在爭論之中自承不近情理，則他已是輸了。我曾在《吾國與吾民》一書中說過：“在一個西方人，一個說法只須合於健全的邏輯，他便認為是已很充足。但在一箇中國人，則一個說法雖然在邏輯上已是很對，他也還不肯認為充足，同時還必須求其近於人情。‘近情’在實際上比合於邏輯更為人所重視。Reasonableness這個字，中文譯做‘情理’，其中包括著‘人情’和‘天理’兩個元素。‘情’代表著可以活動的人性元素，而‘理’代表著宇宙之萬古不移的定律。”一個有教養的人就是一個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儒家藉著和人心及大自然的天然程式的和諧生活，自認可以由此成為聖人者也不過是如孔子一般的一個近情的人，而人所以崇拜他，也無非因為他有著坦白的常識和自然的人性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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