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都憎惡“邏輯的必要”那個名詞，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無所謂邏輯的必要。中國人對於邏輯的不信任，起點於不信任字眼，進而懼怕界說，最後則對一切系說、一切假說表示天性的憎恨。因為使哲學派成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說和系說的罪惡。哲學的腐化起於對字眼的偏見。中國作家龔定庵說，聖人不說話，有能為的人才說話，愚人才會做辯論——其實龔氏本人就是一個最好做辯論的人，但他仍說這句話。

因為這就是哲學的悲慘經過：即哲學家不幸都是好說話的人，而不是肯守緘默的人。所有的哲學家都喜歡聽他自己的語聲。即如老子，他雖是第一個指點給我們知道“大塊”是無言的，但他自己在出函谷關去隱居深山、樂享餘年之前，仍免不了聽從人勸，遺留下傳諸後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這類天才哲學言談家的就是孔子游遍“七十二國”以說諸國之君；又如蘇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來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問他幾句話，以便他自己可以發生聰明的意見給自己聽。所以“聖人不多言”這句話乃是相對的說法。不過聖人和才子之間仍有一種區別，因為聖人談到生活都是以親身的閱歷為中心，才子則只知道研究解釋聖人的說話，而笨人更是隻知道將才子的說話咬文嚼字地辯論。在希臘的修辭學家當中，我們可以看見這種專以咬文嚼字為尚的純粹談論家。哲學本是一種對智慧的愛好，已變成了對字句的愛好，等到修辭學的風尚漸漸滋長，哲學便和生活越離越遠了。等到後來，哲學家竟專顧多用字眼，多用長的句子；短短的警語多變成了長句，句子變成了論據，論據變成了專書，專書變成了長篇大論，長篇大論變成了語言學的研究；他們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所用字眼的界說，並將它們歸類，他們需要更多的派別以區別和隔離已經設立的派別。這個程式接連不斷地進行著，直到對於生活的直接切己的感覺或知悉完全喪失，致使外行竟敢於詰問：“你在那裡說些什麼？”同時，在後來的思想歷史中，少數幾個對生活本身感覺到直接撞擊的獨立思想家——如歌德、薩繆爾·約翰遜、愛默生、威廉·詹姆斯——都拒絕在談論家的胡言亂語中發言，並始終極固執地反對歸類的精神。因為他們是聰明的，他們替我們維持著哲學的真意義，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許多情形中，他們都拋棄了論據，迴向警語。一個人在喪失了說出警語的能力時，方去寫長篇；而他在論證之中依舊不能明白髮表他的意思時，方去著作一本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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