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人與西方人之間因果推理的差異比對背景或物體的偏愛要寬泛。西方人似乎更多地關注因果歸因。歷史學家渡邊雅子在研究日本和美國的小學生、大學生以及他們的老師對歷史事件的處理方式中很完美地論及了這一點。

日本的老師首先詳細確定特定事件的發生背景。然後按年代順序講述重要事件的程序，講每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老師鼓勵學生透過思索歷史人物所處的背景與學生們日常生活情景的相似之處去想象歷史人物的精神和情感狀態，其行為就用這些感覺來解釋。重點放在最初的事件上，這個事件是以後發生的事件的推動力。當學生將自身的情感投注到歷史人物身上，包括日本的敵人，這樣的學生就被認為是具備了從歷史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在日本的課堂上，經常提出“如何”這樣的問題的頻率是美國的課堂上的兩倍。

美國的老師在講述背景方面不像日本老師那樣花費那麼多時間。他們從結果開始講起，而不是從最初的事件或導火索講起。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們打亂了事件的年代順序。相反，對歷史的講述主要是透過討論認為什麼是比較重要的因果因素進行的。（“土耳其帝國的瓦解主要有三個原因。”）當學生們能夠舉出適合某個結果的因果模式的例證時，他們就具備了從歷史的角度進行推理的能力。在美國的課堂上，經常提出“為什麼”這樣的問題的頻率是日本的課堂上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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