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的經濟–社會描述恰好適用於西方的一些重要歷史變革。由於西方在中世紀時也是以農業為主，其個人主義的特點有所減弱。歐洲的農民在相互信賴、日常生活的自由或理性推理方面與中國的農民或許沒有太大差別。在知識和文化成就方面，歐洲是一潭死水。阿拉伯的埃米爾在談論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中國的文職官員忙於學習各門藝術，歐洲的貴族則在潮溼的城堡中啃著牛肉。

然而，在中世紀末期，歐洲農業的發展（比較出名的是馬軛的發明，這使犁耕成為可能）創造了足夠多的財富，與古希臘的城邦十分相像的新的貿易中心出現了——義大利的城邦，以及後來北部的城邦高度自治，大部分不服從君主統治。許多這樣的城邦多少有點兒民主，至少是寡頭政治的特點。當然，城邦及富有的商人階層重新興起關聯到個人主義、個人自由、理性主義和科學的復興。15世紀，歐洲從千年的麻木中甦醒並開始與中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中展開競爭。

15世紀早期發生的一件事揭示了歐洲和中國的差異，這就是鄭和下西洋。這次航海有幾百艘船隻，滿載著財物和奇珍異玩，從中國駛向南亞、東南亞、中東和西非。這次航海達到了其主要目的——讓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沿岸的國家認識到中國的強大。但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興趣看這些國家出產什麼或者以什麼負有盛名——就連對非洲主人給他們看的長頸鹿也不感興趣，他們只是把這個動物當作他們所熟知的麒麟——這種動物在有重要事件發生時才會出現，比如帝王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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