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以漢至清為經學時代，並說在此時代中的思想家，都將新酒裝入五經的舊瓶中，但到清末今文家把近代思想都裝進去時，瓶擴大到破裂的程度，以後不能再裝了，所以經學時代便告結束。這個譬喻相當地適合，但有人說他忽視了質的變化，只看到量的增加。其實所謂新酒是與舊酒有質的差異的，這在向來應用這譬喻者早已不言而喻。不過馮氏的解釋還不夠一點，似乎應該加一句：近代思想好像氟素之類，舊瓶是玻璃質的，自然沒有裝它的可能。

總之，經學這個名詞，到了現在，只應該是中國學術史上的，而不應該代表眼前學術的一部門了。因為五經或十三經的本身，應當作為古代史的史料處理；西漢今文學、宋學以及晚清的今文學，都只能作為漢、宋及晚清的思想史的內容看；至於東漢經學及清之樸學，則可以認為古文字學、古史學之一部分。

有人說，經書的內容，有關於理、化、博物的，有關於數學的，有關於社會學的……學者應善為研究，其實各種學術都以現代為精，我們決不能捨今從古，經書中的什麼什麼，那都不過是給學術史的一種資料罷了。如果不把它當作史料，而閉著眼睛講通經致用，想引用《春秋》斷獄，靠半部《論語》治天下，那就走入了魔道。如果把現代思想或自己意見假託孔孟之名來說出，以六經為我註腳，那更是厚誣古人，欺騙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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