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提出了幾個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我們這時期的哲學天才，儘管面對重重障礙和不利因素，但也起碼能夠得以生成：自由的男子氣概、早年就知悉人性、沒有接受過那種學者式的書呆子教育、不受愛國主義的束縛、不用被迫為稻粱謀、與國家沒有牽連——一句話，自由，永遠都是自由：這是古希臘哲學家賴以成長的奇妙和危險的環境。誰要想像尼布林[1]指責柏拉圖那樣指責哲學天才是糟糕的公民，那就讓他們這樣指責吧，他們自己去做良好公民得了。他們這樣指責是對的，柏拉圖那樣做也同樣是對的。對於其他人，上述那樣巨大的自由意味著狂妄和自負，那他們也是對的，因為這些人有了這樣的自由以後都不知如何是好；假如他們要求這種自由的話，他們就當然是相當自負的。那樣的自由的確就是一筆沉重的債務，也只有透過做出偉大和非凡的事情才可以償還。確實，每一個凡夫，看到有人獨得上天如此厚愛，都有權利心懷怨恨。不過，他自己則是願上天保佑，可千萬不要受到這樣的厚愛，亦即不要揹負如此可怕的責任。他們的確會因那自由和那孤獨而馬上沉淪，會因為無聊而變成一個傻瓜，並且還是一個惡毒的傻瓜。

到現在為止，從我所說的，或許某些父親會學到某些東西，並私下應用一二於其兒子的教育之中。但我們可千萬不要真的期待父親們會希望他們的兒子只成為哲學家。很有可能的是，歷史上各個年代的父親們通常都抗拒其兒子成為哲學家，就像是抗拒一樁極其乖戾的事情一樣。眾所周知，蘇格拉底就成為了父親們怒氣的犧牲品，罪名是“引誘青年人”；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柏拉圖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以讓哲學家的生成不再受制於父親們的非理性。現在看來，似乎柏拉圖的確成功做出了一些事情。這是因為現代國家現在把促進哲學當作是自己的任務，每次都試圖讓一部分人幸運地得到“自由”，亦即獲得一個我們認為哲學家得以生成的最根本條件。但柏拉圖在歷史上所遭遇的，卻是一種奇特的不幸：某樣東西基本是根據柏拉圖所提出的構想，一旦真的形成以後，只有對其再仔細察看，那就始終不外是一個被侏儒或魔鬼掉了包的醜陋怪嬰，一個小鬼怪。比較一下中世紀的教士國家，與柏拉圖所夢想的“神之子”的統治，就可得出例子。現在，雖然現代國家是絕對不會讓哲學家成為統治者——“啊，感謝上帝！”每一個基督徒都會補上這一句——甚至國家對哲學的促進（按照國家所理解的那種促進），也會在將來的某一天遭檢視，看看國家是否以柏拉圖的方式理解它；我的意思是國家是否很認真地促進哲學，就好像產生新的柏拉圖就是國家的最高目的一樣。如果哲學家按慣例就好像是偶然出現在他的時代，那國家是否會真的佈置任務，有意識地把那偶然轉化為必然，助大自然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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