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月後，我和攝影記者梁辰被領進龍應臺辦公室外的一間小會議室裡，被准許旁聽。第一感覺：她的鏡頭感，不是一般的強。不免想起多年前朋友講過一件小事：在上海，龍拜訪王元化先生，身後跟著一隊攝像。王先生當然不喜歡這種，下了逐客令，場面一時尷尬。

我們已經拿到了當週的行程表，申請的跟訪一天被延展為一週甚至兩週。基於同南方報系多年的交道，龍應臺對我們的態度是開放多於戒備，但她仍然吃不准我要表達什麼。這些會議、活動、訪問以小時為單位排布，凡被允許的，我們都去。

第二天，我們混進了“立法院”議場，正趕上民進黨上演“倒閣”。一般臺灣民眾，只要用身份證換張旁聽證即可入場觀看朝野議政，當地媒體也有專席供現場釋出。只是我們來自大陸，又是記者，有點麻煩。不麻煩，也沒有小小的成就感。終於進場，一抬頭，望見孫中山畫像，眼眶一熱，大概想到海峽兩邊尚有些符號牽連。人到中年，會因歷史落淚。

龍應臺有一種控制慾，相當於安德烈當面說母親的powerful，但她並不霸道，給你自由度。她很有表現欲，是從前的中學班幹部那種，有點一本正經，但是正派，還透著清純之氣。幾天下來，我在適應並練習如何取捨。

我們天天見面，在圓山飯店，在文創園區，在臺北車站，在她的官舍門口……約會時間從早8點到晚10點不等。在此過程中，梁辰付出了比我更多的體力，她需要揹著20多斤重的器材從一個點奔向另一個，她的大包裡有兩個機身、兩隻鏡頭，三支燈，還有一臺老式膠片機。某個下午，梁辰守在她的辦公室門口，每隔大約50分鐘被允許進入拍幾張，拍到了龍應臺跟同仁一起吃便當，拍到她看遺書落淚，拍到她怎樣結束一天的工作進了電梯又探身問第二天的行程，拍到她怎樣在隨護（保鏢）和專車的護送下回到住處，消失在那個地處鬧市面對工地的大堂裡。這些有體溫的瞬間，是我們需要的，是版面喜好的，但又似乎太完美了，我總覺得哪裡不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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