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須合變通”，就是一種制度創新的精神；所謂“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就是一種權力制衡的原則。正是因為具有這樣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礎上，創立一個更為完備、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除了鞏固和完善“三省合議（駁議）制”之外，李世民另一項重大的制度創新，就是擴大了“政事堂”的編制，增加宰相的名額，深化了“集體相權”的制度。

所謂“政事堂”，相當於宰相聯席會議。最初，只有三省的最高長官才是宰相，李世民考慮到議政的人數有限，難以收到集思廣益之效，遂於貞觀元年九月命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亦即進入政事堂議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貞觀二年，又有魏徵以秘書監之職“參預朝政”。其後，凡是以“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名進入政事堂的官員都可以算是宰相。

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右僕射李靖因病請求致仕，李世民極力慰勉，並且下詔優撫，讓他安心在家養病，等稍微好轉後，“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舊唐書•李靖傳》）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下詔，命時任兵部尚書的李世勣轉任“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同中書門下三品”。（《舊唐書•李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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